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，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，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、推动发展、维护稳定的能力。

作为普遍理性和公众意志化身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，一切个体、组织及其意志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并未明确地将法治建设建立在明确的性恶论假设之上。

作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，中国式法治无论经历多少曲折，终将是我国历史传承、文化传统、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、渐进改进、内生性演化的结果。这至少部分缘于我们的法治建设忽略了中国的现实需求、中国的文化思维以及中国的政治现实。这种选择浸染了中国文化深厚的实用主义精神：不惟书、不惟理、只惟实、只惟用。显然，促进经济发展、防止公权异化、维护社会秩序，既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动机，也是（至少是）近期法治建设的核心目标。在西方式法治信奉者看来，中国式法治的上述特征都显得过于松软温柔。

这种实用性考虑的传统一直延续着。以下我们将沿着历史—社会—政治的思路，简要诠释中国式法治建设的两条逻辑主线。十八大报告还重申了宪法第五条，即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、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、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。

但是，从2000年《立法法》颁布到现在，无论是违宪审查建议，还是个案，这个机构对社会关注问题的回应都还不够及时、不够充分，与我们当时的期待相比，其作用的发挥还是有一些局限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前十年主要是依法治国的阶段，再前面十年主要是从政策治国走向依法治国。韩大元：我们总是说公民教育，但没有宪法教育就不可能有公民教育。但从实践看，现在采取的做法主要还是内部沟通。

我们需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宪法，不仅把它理解为文本，也要把它理解为价值、理念、规则与文化。有些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对宪法的自豪感、荣誉感？就是因为第一，现在很多人根本不看宪法。

为了纪念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，他率领一支由150余名精通外语与法律专业的人士组成的团队，耗时两年多完成了《世界各国宪法》的编译，完整呈现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宪法文本。最根本的是，执政党不是国家机关，不宜直接行使国家最高权力，而是要让党的领导干部、党员尊重全国人大，尊重宪法程序，这样才能真正把中央到地方的所有执政行为规范好。可以说，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现在，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，宪法的实施可以看作对治国理政经验高度的概括，也是对人类宪政内涵的丰富和发展，使得中国共产党终于有了一个社会主义宪政的理论体系、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。在我看来，改革不能违背现行有效的法律，这是一个基本的底线。

法治首先从宪法开始，因此，法治的思维首先是宪法的思维。对宪法的不信任、不尊重是社会缺乏信任、缺乏诚信的一个重要原因。今天中国面临的很多问题，包括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矛盾与冲突，恰恰是因为我们未能充分发挥宪法的作用，没有有效地通过宪法寻求治理社会的方式。跟以前的文件表述不同之处在于，这次十八大报告除了重申这一原则，还直接引用了宪法第五条，这可能意味着，党已经开始注意到要把党的执政行为纳入宪法的范围内，让宪法硬起来，成为有牙齿的老虎。

八二宪法一方面调整了整体的篇章结构，另一方面完善了基本权利的内容体系，力图理顺国家、社会与个人的关系，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，凸显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，体现了没有人民的授权，国家机构就失去了权力的基础和来源的建国逻辑，也反映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。财新记者：八二宪法运行30年来，其本身经历了怎样的演进过程？对中国各方面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 韩大元：30年来，八二宪法为中国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，最重要的贡献就是通过宪法治理初步形成了社会共识，为凝聚民心、维护社会共同体的价值奠定了基础。

在德国，有的百货商店的玻璃上，不是挂广告，而是把德国基本法第一条人的尊严条款刻在上面。公民通过宪法行使基本权利，通过宪法使受侵害的权利得到救济。

十年前的这一天，现行宪法公布施行20周年纪念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。可以看出，这将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一个原则。国家治理和国家管理最大的区别就是，国家治理是上下互动的，管理则是自上而下的。2004年人权入宪是一个重要的转变标志。近十年来，我们面临那么多的社会矛盾，但越重视社会稳定，社会似乎越不稳定，就是因为社会治理仍然带有政策和人治的思维方式，没有依照法治思维来处理问题。法治在社会管理中怎么发挥作用，可能会成为未来中国法治发展当中最大的亮点。

财新记者：这让人联想到最近被热议的劳动教养问题，它与孙志刚案中的收容审查制度是不是有相似性？ 韩大元：按照宪法原则和法律规定，劳动教养的合法性基础是很脆弱的，那么，怎么办？我认为，要么在未来的立法规划中制定一部矫正法，把劳动教养制度的依据提升到法律层级，要么就废除它。12月4日，是现行八二宪法颁布之日。

宪法文本并非单纯是法律文件，它代表了一种国家精神。财新记者：宪法是人民的权利书，在八二宪法运行过程中，曾经出现过多起涉及基本人权的热点事件，开始让人们觉得宪法并不是形而上的。

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，必须予以追究。这十年我们做了一个努力，让依法治国转向依宪治国。

在人身自由方面，以宪法为指导，一批法律颁布实施，完善了保障人身自由的各项制度，特别是《立法法》首次确立了限制人身自由的法律保留原则，在理念层面上已经达到了现代人权保障的标准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，经济体制的转变通过宪法得以实现，还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私有财产权法律保护体系。它体现了让社会治理回归制度理性、弘扬人性的目的。《收容遣送办法》是国务院自己把它废除了，没有经过全国人大的程序。

同样，为了纪念八二宪法30周年，宪法学研究会和法律出版社印制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手掌书，他自费购买了3000册，送给学生。韩大元：美国的大法官总是随身携带着宪法，甚至睡觉的时候，都把宪法放在枕头下面。

在社会上有重要影响的宪法事件，例如孙志刚事件、高考招生平等案、乙肝歧视案、齐玉苓教育权案等等。  财新记者: 张帆、杜珂 作者简介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。

十八大报告还强调，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。

那么，遇到现实与法律出现矛盾怎么办？要及时解释法律，必要时修改法律，为改革提供合法性的基础。随着社会的发展，公民行使的权利将越来越多，国家和社会为公民提供的权利保障形式也将越来越多。同时，通过宪法治理，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到了协调，促进了社会和谐。财新记者：还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，突破法律限制曾经是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改革的一种经验，然而，行进到现在，一些官员仍打着改革的旗号突破法律的规定。

财新记者：站在30年这个节点回头看，八二宪法还存在怎样的局限性？ 韩大元：我认为最大的一个遗憾，就是没有充分吸收学界当时已经提出来的建议，成立宪法监督机构，比如，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宪法委员会，或者宪法监督委员会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面设立一个机构也可以。但是，也要承认程序上不是很完善。

有关基本权利的事例越来越多地涌现，人们开始更多地感知到宪法与公民生活的密切关系，事件的最终解决又或多或少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制度的发展。所以，对这件事，我们首先要肯定其毕竟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一个条例废除了。

从宪法意义上看，就是宪法要发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规范、限制和调整作用，或者说党的执政活动要严格受宪法制约。过去，我们一直是重国家利益、轻个人利益。